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一直以來，銀行融資和股東投資是小貸公司獲得資金的兩大主要渠道，但受限于1：0.5的融資比率和10％的最大股東持股上限，這兩種方式遠難滿足小貸公司的融資需求。根據2008年銀監會和央行聯合印發的《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小貸公司可以從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融資，但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自有資本的50％。
一直以來，銀行融資和股東投資是小貸公司獲得資金的兩大主要渠道，但受限于1：0.5的融資比率和10％的最大股東持股上限，這兩種方式遠難滿足小貸公司的融資需求。根據2008年銀監會和央行聯合印發的《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小貸公司可以從不超過兩個銀行業金融機構融資，但融資金額不得超過自有資本的50％。
同時《指導意見》還規定，單一自然人、企業法人、其他社會組織及其關聯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過小額貸款公司注冊資本總額的10％。
近幾年，隨著小貸公司的快速發展，沖破融資瓶頸的呼聲日漸高漲。盡管《指導意見》遲遲沒有“升級”的動向，各地方卻早已按捺不住，紛紛出臺了自己的“小貸新規”。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自去年開始，江蘇、四川、遼寧、黑龍江、浙江、廣東、重慶、海南各省市便陸續出臺了推動小額貸款公司發展的新規定。
從各地頒布的新規來看，放開小貸公司融資比率、提高最大股東持股比例等緩解小貸公司融資困境的條款仍是新政策的核心內容。
但各省市在小貸公司融資渠道的擴展、行業監管制度的建立方面也開始有了更多新的嘗試。例如，重慶創新的“資產轉讓”模式，以及遼寧試行的“退出機制”。
放開融資杠桿率
1：0.5的低杠桿率一直都讓小貸公司叫苦不迭。而從各地試行的新規來看，放開融資比率也是其中最核心的內容。
其中，重慶和海南放開的幅度最大，分別將小貸公司的最高融資比例升至230％和200％。江蘇、四川、浙江、廣東四省則提高到100％。
但本報記者發現，事實上，重慶和海南也并非單純地提高融資比率，而是在小貸公司的融資渠道上做出調整和創新。兩地在大幅提高融資比率的同時，對資金來源和融資方式做出了更加明確和細致的規定。
以重慶為例，根據重慶市6月頒布的《重慶市人民政府關于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意見》（下稱《意見》），小貸公司的融資渠道和方式主要分為五種：
從一家或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融資；通過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包括銀行機構、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和專門從事金融資產交易的機構等），開展回購方式的資產轉讓業務；向主要股東定向借款；小額貸款公司的同業資金借款（借出資金不超過公司資本凈額的50％）；小額貸款公司融資平臺（籌）對小貸公司提供的市場化的商業融資；同時鼓勵探索其他融資方式。
在融資額度上，《意見》規定：“以銀行業金融機構融資和回購方式開辦資產轉讓業務的融資余額不超過公司資本凈額的100％，主要股東定向借款的融資余額不超過公司資本凈額的100％，同業資金借款的融資余額不超過公司資本凈額的30％。”
而海南省政府辦公廳也在7月10日下發的《關于深入推進小額貸款公司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若干意見》）中明確，小貸公司的資金來源包括銀行業金融機構融資、法人股東定向借款、資金拆解等。
一位業內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監管部門只是規定小貸公司從銀行業金融機構獲得的融資額不超過資本凈額的50％，而各地方主要是通過擴大了融資范圍來提高融資比例。所以，這與監管的有關規定并無直接沖突。
對于小貸公司的融資比率問題，中國小額信貸機構聯席會會長、國開行前副行長劉克崮指出，小貸公司融資比例的放開需要“分層次”。
“現在很多人呼吁要放開小貸公司的融資比例。但統計顯示，目前國內小貸公司資本金和外部融資的比例平均僅1：0.1多一點，距離1：0.5還有一定的空間。”他認為，上述統計數據說明，目前的融資比率還是可以滿足大部分小貸公司發展需求的。而對于一部分發展較好的小貸公司，也應該給予它們更多的發展空間。
提高最大股東持股比
在最大股東或主要發起人持股比例方面，這些年已經有不少省市突破了最早《指導意見》中10％的上限，如四川、遼寧、浙江、廣東、重慶、海南等地都已經將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提高到了20％以上。
“事實上，限制股東的持股比例本身意義并不大。”北京某小貸公司負責人向本報記者表示，大股東可以通過很多方式提高自己的持股比例，事實上，小貸公司的很多股東其實背后都是由同一個人在控制。
“例如可以注冊不同的公司然后入股同一家小貸公司，或者讓自己的親屬朋友出面入股等等。”該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這在業內并不是什么秘密。
他認為，目前來看，股東注資仍是小貸公司獲得資金的一種有效方式。而提高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則有利于增加股東投資的積極性。
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曉靈則認為，最初是出于謹慎定下了10％的標準，但隨著小貸公司的發展，控股權也應該放開了。
而“實踐證明，一個機構，一股獨大不是好事，但沒有一個大股東來控制也不是好事。”在她看來，目前不少地方金融辦都將股權結構規定做了調整，是值得肯定的事情。
一位國開行人士也曾向本報記者表示，在接觸了眾多小貸公司后發現，股權過于分散，股東目標不一致是未來小貸公司發展過程中最大的隱患。
“很多股東之間并沒有達成一致的目標，對小貸公司的發展思路并不清晰。一旦出現什么狀況，產生一些矛盾，可能對整個公司的運轉都會造成致命的影響。”他認為，適度提高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對于小貸公司的長期穩健運營其實是有利的。
目前，從各省市調整的情況來看，重慶在提高最大股東或主要發起人持股比例方面幅度最大。根據上述《意見》，“允許小額貸款公司決策權進一步集中，最大股東或主要發起人持股比例可放寬到50％。”
黑龍江則在2011年6月印發的《黑龍江省小額貸款公司管理辦法》中規定，小額貸款公司最大股東持股比例不超過小額貸款公司股本總額的40％，而港、澳、臺資小額貸款公司，最大股東持股比例最高可為60％。
遼寧也在去年將主發起人的持股比例，從原來的最高20％放寬到49％。并且，取消小貸公司注冊資本金2億元的上限，不設上限。
除此之外，有些省市雖然沒有明確的文件出臺，但在實際操作中早已提高了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
以上海為例，在今年初，本報記者就從有關部門獲悉，由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旗下邦信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及香港亞洲聯合財務有限公司在上海發起設立的小額貸款公司均已獲批；而這兩家小貸公司的大股東及關聯方持股比例都已在50％以上。
“資產轉讓”成融資新渠道
除了“改良”傳統的融資模式，小貸公司正在積極探索著新的融資渠道，而這一點從各地頒布的小貸新規中也能窺探一二。
而在各地關于小貸公司融資渠道的創新中，重慶試行的“資產轉讓”可謂最為“大膽”，也是最受爭議和關注的模式。
2011年7月19日，重慶金融資產交易所（下稱“重慶金交所”）首只小貸資產收益權憑證正式上線。
據了解，該產品是由小額貸款公司作為發行人，以其小額貸款資產包產生的現金流為支持，基于應收債權出讓其收益權的資產轉讓方式。該產品要求小貸公司必須到期回購，并以其所有的資產負責自己的回購。
在重慶近期頒布的《意見》中，關于“開展回購方式的資產轉讓業務”的新規定亦可以看做對小貸資產收益權憑證試行一年后的一種肯定和支持。
事實上，除了重慶，浙江、廣州、海南也同樣提出了“以回購方式開展資產轉讓業務。”但這幾個省市目前并沒有將“資產轉讓”上升到操作層面。
浙江省工商局在2012年2月初出臺的《浙江省小額貸款公司融資監管暫行辦法》（下稱《暫行辦法》）中提出，除了傳統的銀行融資外，小貸公司還可以向主要法人股東定向借款，小貸公司之間相互資金拆借，與銀行業金融機構、地方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合作，以回購方式開展資產轉讓業務等。
在資產轉讓的規模方面，《暫行辦法》規定，小貸公司與地方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合作的回購式資產轉讓，交易規模不能超過資本凈額的50％。
海南則在《若干意見》中表示，符合條件的小貸公司融資比例最高可達資本凈額的200％，同業之間還可進行資金拆借，并可和銀行、地方金融資產交易平臺合作，開展資產轉讓業務。
關于“資產轉讓”，目前業界普遍關注兩個問題：其一能否“出表”，其二則是能否向公眾融資。
所謂“出表”，即資產轉讓后相關的風險和收益隨之轉讓，不再計入資產負債表，小貸公司回籠資金的同時，降低了負債率。
上述業內人士認為，一般情況下，帶有“回購”條款的資產轉讓出表的可能性較小，因為它相當于是用應收賬款抵押融資。
不過，重慶金交所董事長羅得志博士在上周舉行的“第三屆小額信貸創新論壇”上表示，重慶金交所的“資產轉讓”產品主要根據資產轉讓方的需求，“出表”和“不出表”兩種方式都可以。
而對于“資產轉讓”的對象問題，上述業內人士認為，如果是向其他金融機構轉讓，或者是向其他專業機構投資者進行私募型轉讓，從監管層的關注點來看，是可以接受的。
但他也指出，如果以標準化產品等方式向公眾轉讓資產（尤其是在“出表”的模式下），從目前來看，是為監管層所不許的，這與吸收公眾存款只是異曲同工而已。
吳曉靈也在上述創新論壇上指出，“非公眾金融機構”的定位就決定了小貸公司不可以面對小機構和社會去融資。所以資產證券化、發債融資等方式都是小貸公司不應該嘗試的。
據了解，目前重慶金交所的“資產轉讓”產品也只針對機構投資者，短期內并無向公眾開放的計劃。 |
